苏茗眼神黯淡了一下：“他给了我一份分居协议草案。条款很……公平。小雅的抚养权、财产分割，都很清晰。但最后有一项补充条款：‘若因苏茗女士之克隆体引发任何法律纠纷或财产主张，所产生之一切费用及责任，由苏茗女士独立承担，与陈岩先生及婚生女陈小雅无关。’”

她顿了顿，声音有些发涩：“他律师说，这是标准的风险隔离条款。我能理解，真的。但这感觉就像……他在用法律条文，一笔一划地把我，和我的克隆体，从他和女儿的未来里切割出去。切割得干干净净。”

庄严不知该说什么。安慰是苍白的。他只能问：“你需要什么？”

“我需要法律给我们这些人——这些被编辑的、被克隆的、被嵌合的‘东西’——一个明确的说法。”苏茗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了些不一样的东西，“我们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有什么权利？我们该被如何对待？不能总是这样，出了事就临时开会，吵半天没有结论，然后把问题扔回给个体去承受。庄主任，这是不对的。”

就在这时，审判庭的门完全打开了。参会者鱼贯而出，个个面色凝重。彭洁走在最后，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律师低声交谈。看到庄严和苏茗，她走了过来。

“不太乐观。”彭洁直截了当，“支持有限承认克隆体权利的声音有，但不够强。主流意见还是‘谨慎观察’、‘个案处理’。最关键的是，现行《民法典》、《继承法》乃至《宪法》，都没有任何条款能直接适用于这种情形。修改法律需要时间，需要社会共识，而我们……”

“我们没有时间。”庄严接过话，“医院里那些基因异常者，他们的病情在变化。西郊那棵树在生长。赵永昌的残余势力还在活动。国际观察团在等着看我们怎么处理。真空里，最先窒息的是弱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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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律师走了过来，向庄严微微颔首：“庄医生，久仰。我是周维民，彭护士长的朋友。”他递过一张名片，“刚才的听证会，我做了记录。有个细节，或许值得注意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争论最激烈时，我提到了李卫国研究员留下的《血缘和解协议》草案——彭护士长提供了部分内容。里面有一个核心概念：‘基因关联者共同体’。李卫国设想，未来或许可以基于基因的相似性或关联性，形成一个法律上的‘特殊共同体’，内部有独特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机制，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家庭、法人或任何现有组织形式。”

周律师推了推眼镜：“这个概念非常超前，也非常模糊。但在法律真空的状态下，它可能提供了一个思考框架——与其硬把克隆体、嵌合体塞进旧的法律格子里，不如承认他们构成了新的社会单元，然后为这个新单元设计专门的法律规则。”

“这需要立法。”苏茗说。

“是的，需要漫长的时间。”周律师点头，“但在那之前，也许可以先有一些‘实践’。比如，苏医生，你是否可以考虑，以某种非正式但有法律见证的方式，为你那三个克隆体制定一份‘关系声明’？不涉及财产，只明确一些基本原则：比如你承认她们的存在，承诺在能力范围内保障她们的基本福祉，明确她们与你的女儿、丈夫之间的伦理界限……这没有强制法律效力，但万一未来有纠纷，这份文件至少能证明你最初的意愿，避免她们被完全当作‘无主物’处理。”

苏茗怔住了。她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。